春秋戰國之重商主義

前因井田制度崩潰及社會階級流動性增大，令人民自由選擇職業及土地使用不受限制。商業大受"利好"刺激，「工商食官」演變為被統治階級認可其權利，如於鄭國子產與商人訂立之誓：

世有盟誓，以相信也，曰爾無我叛，我無強賈，毋或匄奪，爾有利市寶賄，我勿與知...

此為一平等之約。後更有呂不韋等可與國君分庭抗禮的商人。國家政策亦追逐利益，如梁惠王一見孟子即問能有營利之策，吳起仕楚為爭利於天下。此為宏觀之政策藍圖。微觀之政策落實上，以齊國為例：

未也，夫齊衢處之本，通達所出也，游子勝商之所道，人求本者，食吾本粟，因吾本幣。騏驥黃金，然後出令有徐疾。物有輕重，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。 (《管子‧地數》)

管仲論齊國的優勢為位處交通要道，須用本國貨幣(因吾本幣)，故需運來黃金以兌換之(騏驥黃金)，為天下至寶悉入於我。齊國之國策在於追求BOP 的順差。平民方面，市場運作不受限制，人民對市場機能的了解及企業家精神的建立為前所未有，如春秋時的謀士計然說：

積著之理，務完物，無息幣。以物相貿易，腐敗而食之貨勿留，無敢居貴。論其有餘不足，則知貴賤。貴上極則反賤，賤下極則反貴。貴出如糞土，賤取如珠玉。財幣欲其行如流水。(《史記‧貨殖列傳》)

陳舊之貨勿留，以市場供求關係以知價格貴賤，市場不斷發生催生泡沬然後爆破的循環過程，賤買如寶，貴賣如糞，這些道理正正是市場遊戲的規則。白圭之說則為企業倫理：

吾治生產，猶伊尹、呂尚之謀，孫、吳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、勇不足以決斷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強不能有所守...(《史記‧貨殖列傳》)

他以政比商，智、仁、勇、強為成功商人不可或缺之倫理，影響後人至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