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朝土地政策的調整

上文提過兩漢土地兼併情況非常嚴重。有鑑於此，此後政府均採取措施限制佔田過多。晉武帝平吳後下詔：

王公以國為家，京城不宜復有田宅。今未暇作諸國邸，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，近郊有芻稿之田。今可限之，國王公侯，京城得有宅一處。近郊田，大國十五頃，次國十頃，小國七頃。城內無宅城外有者，皆聽留之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，女子三十畝。

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，各以貴賤佔田。品第一者佔五十頃，第二品四十五頃，第三品四十頃。每低一品，少五頃，第九品佔田十頃。

以上俱見於《晉書‧食貨志》。詔書中明確限制貴族、各級官吏及平民的佔田數量。晉室東渡後，轉而限制人民佔據山澤資源。這可能是因大批移民南下，現有耕地不足分配，或兼併土地須向更多人購買而變得困難。南宋孝武帝時羊希上書，帝從之：

而占山封水，漸染復滋，更相因仍，便成先業，一朝頓去，易致嗟怨。今更刊革，立制五條。凡是山澤，先常熂爈種養竹木雜果為林，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，常加功修作者，聽不追奪。官品第一、第二，聽占山三頃；第三、第四品，二頃五十畝；第五、第六品，二頃；第七、第八品，一頃五十畝；第九品及百姓，一頃。皆依定格，條上貲簿。若先已占山，不得更占；先占闕少，依限占足。(《晉書‧羊玄保傳》)

此制先追認既成事實，再嚴限官吏佔山澤資源數量。與此同時，北魏亦有均田運動。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，給事中李安世上書：

臣聞量地畫野，經國大式，邑地相參，致理之本。井稅之興，其來日久，田萊之數，制之以限。蓋欲使土不曠功，人罔游力。雄擅之家，不獨膏腴之美；單陋之夫，亦有頃畝之分。竊見州郡之人，或因年儉流移，棄賣田宅，漂居異鄉，事涉數代。三長既立，始返舊墟，廬井荒涼，桑榆改植。事已歷遠，易生假冒，強宗豪族，肆其侵凌，遠認魏晉之家，近引親舊之驗。年載稍久，鄉老所惑，群證雖多，莫可取据。各附親知，互有長短，兩證徒具，聽者猶疑，爭訟遷延，連紀不判。良疇委而不開，柔桑枯而不采，欲令家丰歲儲，人給資用，其可得乎！愚謂今雖桑井難复，宜更均量，審其徑術，令分藝有准，力業相稱。細人獲資生之利，豪右靡余地之盈。無私之澤，乃播均于兆庶，如阜如山，可有積于比戶矣。又所爭之田，宜限年斷，事久難明，悉屬今主。然后虛詐之人，絕于覬覦，守分之士，免于凌奪。(《魏書‧李孝伯傳》)

其均田(宜更均量)的理據為有效利用土地和人力(土不曠功，人罔游力)。現今連年戰亂，農民離鄉逃避戰火，原有土地被別人所佔(三長既立，始返舊墟，廬井荒涼，桑榆改植。)，以後原有人返鄉時此土地被佔的問題涉及大量訴訟(聽者猶疑，爭訟遷延，連紀不判)，曠日持久。因產權未明確界定，土地產出便會比其potential少。九年後，孝文帝下詔均田：

今遣使者，循行州郡，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，還以生死為斷，勸課農桑，興富民之本。(《魏書‧孝文帝紀》)

其均田之操作細節見於《魏書‧食貨志》。